邬沧萍：提倡健康老龄化的老年学家
来源:北京晚报 发布日期:2015-10-10
初秋雨后，多了些许凉意，花木丛生的园子格外静谧。邬沧萍先生家门上，“五好文明家庭”的牌子在晨曦中熠熠生辉。按下门铃不久，便听到邬老步履轻快地迎了出来。“来，进屋随便坐。”邬老笑呵呵地招呼着，微胖的身材丝毫不妨碍他脚下的灵活敏捷，“哒哒哒”几步便转身回到客厅，全然看不出是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。
作为提倡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老年学家，他始终坚持在自己身上做试验。如今，93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，腰板挺直，坚持写书、讲课、带博士，与退休前的生活并无二致。
“人家都投笔从戎，我却有机会读书，心里很不安”
事实上，邬老在花甲之年才几经辗转投入老年学的研究。此前数十载，他的经历正如同时代的“老海归”们一样曲折坎坷。“好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要回国，毕竟条件真的很苦。”刚一落座，邬老便主动打开话匣子，“在我看来，中国人回国根本不需要理由。”
邬沧萍生长在战争年代，幼儿园唱的儿歌先是“打倒列强”，后来又变成“打倒苏俄”。上了小学，赶上“九一八事变”，学校大操场响起集合铃声，说完“日本占领东三省”，校长和老师都痛哭流涕。后来到中学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很多师生四处募捐买飞机。“前段时间阅兵采访的抗战老兵，跟我年龄相仿，人家当时都投笔从戎，舍身为国，我却一直‘养尊处优’，有机会读书，心里很不安。”
大学毕业后，邬沧萍被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工作，端起了金饭碗，很快，他又选择赴美留学，在纽约大学攻读当时最时髦的MBA。新中国建立初期，党中央号召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，他总算找到了“做点什么”的机会，“听人说MBA回国没有用武之地，我就改读统计学博士。”当时，邬沧萍与同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夫人已经有了孩子，回国意味着要放弃大把的“诱惑”，“美国不仅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，而且我们作为美国公民的监护人，可以拿到绿卡，思想斗争还是很激烈的。”然而，多年以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情结最终占了上风，“我们那代人经历了国家的多难，对国家的爱也一直在累积，总希望能为国家出点力。”1951年，他毅然选择拖家带口，回国任教。
两年后，经过院系调整，邬沧萍加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，参与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。“当时我们印象中觉得中国人口是四万万五千万，结果普查完，发现是六亿！有学者意识到人口太多，开始讨论控制人口的问题。但到了1957年，主张控制人口的都被认定为右派。”此后很多年，人口学成为“禁区”，侥幸“逃过一劫”的邬沧萍却一直保持着研究的兴趣。
“提倡生一个，杜绝生三个，到现在我也是这个观点”
“1971年，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，人口问题是当时世界三大难题之一，联合国专门设立了人口委员会，经常组织开会。我们国家也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，于是迅速组织班子来研究人口问题。”凭借着扎实的数理统计基础，再加上英语好、懂俄语的优势，邬沧萍在知天命之年被拉进人口圈，正式涉足这个“很多人不敢碰”的领域。
“一开始还是心有余悸，只能翻译点资料，后来改革开放，思想解放，才真正做研究。”1979年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向国务院递交了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》。这份报告正是由邬沧萍起草，与刘铮、林富德共同发表。“核心意思很明确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，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。至于两个，不支持不反对，由育龄人群自己选择，到现在我也是这个观点。”回忆起这段经历，邬老有些激动。
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人口规划会议上，有人提出各地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，并且持续几代人，把人口总量控制在六到七亿。代表人口研究所参加会议的邬沧萍“舌战群儒”，“我说一代人这样搞可以，如果代代人都这样，那就是自我毁灭。”
由于经常出国参加会议，邬沧萍在与国际上知名的人口学家、老年学家交流时意识到，“这么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，人口老龄化程度一定会加速。”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邬沧萍在坚持提倡控制人口的同时，开始写文章关注老龄化问题。“以前只是从人口的角度，后来又加上了生命科学的视角，学习老年医学，研究老年保健，思考怎样能让老年人既长寿又健康。”而此时，邬沧萍也已步入老年，“有了老年经验以后，我就在自己身上实践，想试试一个人的潜能究竟有多大。”
“退休以后出了五六本书，文章也写了好多篇”
十年前，83岁的邬沧萍才正式退休，但他的生活节奏并未因此改变，继续在人大带博士生，同时担任清华的客座教授，坚持去上课。
“我现在每天看六七个小时的书，照样写东西，退休以后出了五六本书，差不多两年一本。”话音刚落，邬老“腾”地一下起身朝书房走去，“我给你找来看看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白发苍苍的他兴冲冲地抱着厚厚一摞书回到客厅，《从人口学到老年学》、《老年学概论》、《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》等著作摊开来占了大半个茶几，“这本《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》有50万字，被评为优秀出版物。”邬老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，那股自豪劲儿像极了手捧奖状的孩子。
“我订了好多份报纸，还担任几本杂志的学术顾问，文章也写了好多篇呢！”邬老越说越起劲，索性带记者来到书房。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，八门书柜占了整整一面墙，一旁的两个书架上也被塞得满满当当。“你瞧我这屋里乱的，”邬老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在书桌上堆放的杂志中翻找起来。“这个是我在《老龄科学研究》第7期刚发的一篇，第6期上我还评了一本《老龄社会的革命》。”
邬老翻开书，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，“我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，把书从前到后仔细看了两遍，还专门做了一本笔记，然后才写的书评。”通过多年的切身体会，邬老发现，继续工作让自己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状态，“只有记忆力稍微差一点，思维能力反而更好，因为比过去积累更多了。”
最近，邬老因为刚交了书稿，稍稍有些闲暇，“那本书是从2013年开始写的，大概四五十万字，我是主编，写了三分之一左右，很快就要出版了。”不过，这样的闲暇不会持续太久，“之前写过一本《社会老年学》，出版社希望我能做些修订，把内容更新一下。老年开放大学也让我去当顾问，想让我去讲讲课。”
“儿孙们在国外有自己的发展，我在国内过得也充实，这就挺好的”
如此旺盛的工作状态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邬老的好身体。在他的记忆里，自己从来没有因病住过院，也从未请过病假，甚至很少有感到腰酸背疼的时候。他曾经是“空中飞人”，先后出国80多次，经常一下飞机就直奔会议。
邬老相信，“生命在于运动”。直到现在，他依然坚持每天早上六七点钟起床，花上半个小时做一套自编的“保健操”，再绕着小区走上半小时。“我这套操是专门针对自己身体弱项设计的，可以锻炼腰部、腿部，拉伸韧带，做完以后，关节就都活动开了。”说话间，邬老走到客厅中央，现场演示起来。别看人家一把年纪，可一弯腰就能双手触地，丝毫不费力气，“小区里还有健身器材，仰卧起坐我也起得来。”
“这么多年总结下来，我发现人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父母的遗传，而是靠后天，最主要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。”除了坚持锻炼，邬老还特别重视作息规律，每天中午总要午睡一个小时，饮食上也有所讲究，“过去吃肉多，现在清淡一些，水果蔬菜吃得多些。”
由于儿女曾经在特殊年代受到牵连，后来选择去了美国发展，老伴儿又在2007年去世，邬老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空巢老人”，但他从未感到过寂寞，“孩子春节的时候回来两个礼拜，平时通过电话、邮件联系，偶尔也会在iPad上用facetime视频。他们也说过让我过去，可我要是到了美国，就该进养老院了，哪像现在还能继续做我的老年学研究，有我自己的事业。”在邬老家中的柜子里，摆满了儿孙的合影，“我的孙子辈都是常春藤的高材生，孙子现在已经当了医生，孙女在斯坦福读法学博士呢！他们在国外有自己的发展，我在国内过得也充实，这就挺好的。”
在邬老看来，退休以后的日子还很长，并不应该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一味把老人“养起来”，“那样身体机能会衰退，对健康反而不好。更何况，谁又能说自己已经‘做够’了呢？读了几年书，干了几年事，退休就该被社会包了吗？我认为不是。老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，还是要有更多的社会参与。所谓‘老有所为’，并不局限于老年精英对社会的贡献，普通的‘草根’老年人也能有所作为。”邬老认为，社会参与不需要与GDP联系在一起，只要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，同样可以给家庭、社区乃至社会增加正能量。
